1974年初，戈壁滩寒风横扫，气温大概是零下三十度。

我们研究室一行十人，踏上了赴京之路。正值春节期间，我们赴京干什么呢？到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去和他们讨论核试数据，并领受下次任务。

我们除了全身戎装，带着各人的随身用具以外，还必须带硬壳、厚厚的保密本。我带一本，有的人带了两、三本。所以集中起来装了一帆布箱，一、二十斤重，统一保管，以防丢失。我们化学大组的组长欧阳文治就让我保管箱子，坐软臥。我拒绝了，虽然软臥有人送饭，尽显贵气。但我不想享受，这任务落在了一起参会的物理组陶德忠身上。

到了会场，我一看，就是一间套房。厅中是一乒乓球桌，

进门处，左侧是洗脸间，右侧是厕所加淋浴间。厅后是墙，加玻璃窗，还有门、一厨房和一居室。在乒乓球桌东侧一长条凳上，坐着邓稼先、王淦昌和其余七人。而西侧也是一长条凳，我的同事李庚卯坐了靠近厨房处。因而，我就顺势坐了第二位。没多久，朱光亚来了，未坐下的几位同志都认识，就互相打着招呼。座位谦让，因朱光亚是国防科工委的，因而坐到了我们同一条板凳上。

待坐定后，于敏就在厨房外墙上挂的一块黑板旁主持了会议。

他对最近的一次核试进行了归纳总结，我室的副主任钱绍钧作着数据的补充和更正。讨论完业已完成的核试，就谈今后的任务了，仍是于敏主讲。他把美国、苏联最近研发的东西谈了一下，基本上就是攻防双向的。时过境迁，难以一一回味了。犹记得，他说：“美国搞了中子弹，我们也得搞，岂能输于美国？”

由于空间不大，又是严寒的冬季。因而，门窗都关得严严的。我们所座位置的右侧比较方便，保密本可以放在乒乓球桌上，记录也方便。我正听着，记录着于敏谈话中的要点。突然，一股烟味飘然而至，我回头一瞧，原来是朱光亚向壁而坐，把军大衣领子覆于头部，在抽烟呢。当然，谁都没吭气，因为他坐的位子在中间靠前，出去抽烟很不方便。许是会议时间长，人有点乏了，烟瘾上来，也就就地解决了。

烟雾缭绕中，我们在听着、记着，也在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