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秀英从相识，到永别共58年，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支持，相濡以沫，特别是她对我的关心支持很多，最受感动，深受教育，牢记心中的三件事。

暖心的毛衣。我现在有七八件毛衣，厚的薄的，上衣下裤，纯毛的，混纺的，手工打的，机纺织的，多种颜色。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穿毛衣还是凤毛麟角，1962年初，我在炮兵560团政治处青年股任见习助理员，部队调防到蚌埠南营房，只有张干事穿黑色毛衣，他说，穿毛衣柔软蓬松，轻便暖和，美观大方，我很羡慕，心想，什么时候自己的才能穿上毛衣。10月上旬，经人介绍，我和蚌埠东海烟厂职工高秀英相识，见面两次交谈，双方留下很好的印象，本月底，我随部队到凤阳、定远、嘉山县的交界处，称为三界一带山区野营训练3个月，因住地经常流动不便通信，春节前回营见面时，她手提挎包，说我送你一件礼物，猜是什么？因两次见面我都穿的军服，讲是便衣上装，不对；因是寒冬，讲是帽子，也不对。她便从包里拿出一件紫色毛衣，让我穿上试试，正合身，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中，深感她的关心，她的爱护，她给的温暖，内心感激。那时还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买什么都要票，好不易弄到两张票，购买的毛线，起早带晚一针一针的织成，说明她的心中有了我，装着我，爱着我，关心我，为了我。这件毛衣我穿了多年，一直暖在心中。

困难自己克服。1966年，我在驻扬江苏独立师一团政治处任干事，10月份家属协调到扬州仪表厂工作。后来部队到南通支左，而后调苏北守海防，家属仍住在扬州营区。开始小姨子帮带小孩，后来我妈妈来带一段时间，因弟媳要生小孩回家了，家属既要上班，又要带两个孩子忙家务，实在不易。1971年暑假后，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离校约500米，要过一条马路，过桥后沿着河边走，不但没人接送，中午放学回家自己吃饭，下午放学还要到幼儿园接妹妹。文革期间，工厂下午下班开会多。10月中旬的一天，因开会时间长，家属9点半后才到家，看到儿子在床上睡着了，在室内寻找，没看到女儿，把儿子叫醒，问妹妹呢？不知道。你接回来了没有？接回来了.接回来到哪去了，不知道。这时心急如焚，便在院内到处找，没找到。李副团长在家，住在旁边，便把他们夫妻叫起来找，在院内还是没找到，家属进家坐立不安，心如刀绞，干哭无泪，还要找，因住房在高处，进门要上6个台阶，出门往下一看，女儿靠在台阶西旁下面睡着了，抱起身上冰凉，坐在床上，用棉被包着，心疼的哭了一场，事后没有告诉我。当时省军区在镇江，我在政治部组织处任干事，11月下旬，谷主任带宣传处倪副处长和我到苏北部队调查基层建设情况，回来时路过扬州，主任说，你在家过两天，我回去和你们处长说一下。谢谢首长关心。我到家后，家属才把夜晚找女儿的事说了。我说，事后怎么不告诉我呢？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你又不能回来带孩子，有困难自己慢慢克服吧！我便写信回老家，家人得知后，12月底母亲来了，解决了难题，到第二年秋天，家属调镇江工作，母亲才回家。

政策上把关。1988年我在省军区任副师职调研员，初秋的一天，弟弟来电话说，明天下午我带女儿景芬到你那里，请办件事，办成了更好，办不成不埋怨。我再三问什么事？都讲去了再说。来后拿出一份景芬的假档案，请你设法给她办个退伍证。我说，不当兵怎么能办退伍证呢？他说，我们凤阳县有2人未当兵已办了退伍证，都安排了好工作，女儿在县招待所做临时工，如办成退伍证就能安排正式工。我说，这不符合政策不能办。我们老远跑来，看在兄弟的份上，要去给问问。这时亲情战胜了政策观念，便到军务处询问。处长黄炳荣，我在团里任副政委时，他是参谋很熟悉。我说明来意。他说，这不符合政策，不能办，如想办，你请示陈副司令，他如同意再说。 我回家 ，放在桌子上的档案不见了，家属问？你弟弟带女儿来做什么的？我如实地的告诉。你给办了没有？我去问了，说不能办。你是长期做政治工作的，这点政策观念都没有，明明是违犯政策的事，还去问。如果此事办成了传出去，影响坏，肯定要受处分，轻重难说，我要知道他们来办这事，门都不让进。家属是1959 年入党的老党员，政策观念强，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虚心接受批评教育。便告诉弟弟，此事不能办，让他们回去了。这事印象深刻，一直留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