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台湾光复80周年。为了让人们了解和铭记当年台湾同胞热爱祖国，抗击日寇的英勇壮举，笔者不禁想起10年前采访三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的情景。

朱晓枫：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朱晓枫，原台湾省义勇队少年团团员，南京军区总医院离休干部。10年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队干休所，与老伴在一起过着平静又满足的晚年生活。

朱晓枫母亲是我党重要地下党员朱枫女士。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枫毅然投身抗战救亡洪流，工作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因为忙，1939年，她将刚满10岁的女儿朱晓枫托付给好友李友邦将军。李友邦把朱晓枫放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让她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学文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晓枫分在大班。

“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流浪，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只要妈妈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里还特别快乐。”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做过班里的学习组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都是进步书籍，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朱晓枫的老师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少年团也有秘密党组织，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入的党。“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朱晓枫说，虽然入了党，但组织里还有谁？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团，除了学习，还要开展抗日宣传。她经常和好友黄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们小的孩子们演唱抗日歌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团员们常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活动等。她们在抗日前线表演相声、快板、舞蹈、话剧和歌剧，鼓舞抗日将士们的士气。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朱晓枫也随团去了台湾。在李友邦将军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亲朱枫为了工作，送女儿去苏北解放区读书。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朱晓枫与妈妈告别。没想到竟是永别。从那以后，朱晓枫再没有见过妈妈。

朱晓枫1949年后一直在南京军区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接组织通知，她妈妈已在台湾省牺牲。刚满20岁的朱晓枫听到消息后特别平静，她说，妈妈一直在做秘密党地下党工作，非常危险。我知道她牺牲前还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她有一根手指头因受刑而残疾了。也是在这时，她自己把原名陈明真改为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在当时的采访中，朱晓枫对7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也逐渐模糊了，有的片段是她老伴帮助她回忆起来的。可当我们问她是否能唱台湾义勇队队歌时，她内心深处的记忆似乎被轻轻唤醒。“我们是抗日义勇队，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它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

唱到歌的高潮处，朱晓枫双眼微眯，凝视前方，被皱纹包裹的双眼。此时放射出异样的光亮，仿佛时光从未流逝，她仍是那个戎装在身、壮志在胸的抗战小兵。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烈士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女士）

黄莘：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毛衣

黄莘，1928年出生，台湾省云林人，上海电视台离休干部。

黄莘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本侵占台湾后，实行“皇民化”加奴化的野蛮统治，强迫台湾同胞学日文，讲日语，取日本名字，入日本籍。黄莘父亲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五个子女来到祖国大陆。“七七事变”后，台湾侵华战争更加疯狂。作为医生的黄莘父亲毅然参加了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父亲的影响下，黄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黄莘与朱晓峰年龄相仿，两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团的经历，几乎和朱晓枫一模一样。

1945年，日本投降，黄莘一家随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没想到，回台湾的义勇队遭到台湾当局的解散，黄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乡一座小学任教，1947年，黄莘再次离开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工作。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身在无锡任教的黄莘，毅然参加了苏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后，黄莘转业在上海，一直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到离休。

从1947年到1982年，一转眼，35年过去了。黄莘想家，身在台湾的母亲更想黄莘。1982年，母亲路过香港，联系黄莘未果。1987年，经过香港亲戚的联络，终于促使黄莘到香港与母亲和几个弟妹见面。母女见面，相拥痛哭。母亲告诉黄莘，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黄莘一人在大陆，父亲最为想念她，临终前，还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1990年，两岸关系有所缓和。黄莘获准赴台省亲。这期间，卧病多年的母亲去世了，省亲成了诀别。然而，由于台湾当局不批准，黄莘老伴一直不能入台。直到2002年，夫妻俩才一起去了台湾。可惜黄莘的父母都不在了，他们只得前往父母的墓地祭拜。为了纪念她人生道路最初的引路人，黄莘在台湾拜访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女士，还专程到李友邦将军墓地献花致敬。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黄莘女士）

笔者当年去上海采访黄莘时，88岁高龄的黄莘女士已经病重住院，有关黄莘的情况，部分是由其老伴同样是抗战老兵的高宇先生提供的。

我们当时还是希望见见黄莘女士。赶到医院，见黄莘的确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接受采访了。其子高小未提议拿出外婆送给妈妈的礼物。原来1990年，黄莘母亲去世前，送给黄莘一件她亲手编织的毛衣。黄莘非常珍惜这件毛衣，常常舍不得穿，想念母亲时，就拿出来看看。

毛衣是枣红色，开衫款，领口袖口和下摆已经褪色起球了，但几颗红纽扣红得像台湾的红珊瑚一样鲜亮美丽。

奇迹出现了。毛衣到了黄莘手里，她眼里刹那间释放出柔亮的光彩，她充满温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轻轻抚摸毛衣，嘴里不停地喃喃重复，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我们眼里噙着泪水，按下相机的快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们相信，这毛衣和照片，将是海峡两岸统一历史进程中颇为珍贵的见证物之一。

（妈妈留给我的毛衣）

黄中一：我爱我的小伙伴们

黄中一是10年前那次采访活动中年龄最大的采访对象。那年，他已94岁高龄。尽管联系时电话那头他的思维还算清晰，但我们心里仍然有些忐忑。

没想到，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当我们到达位于上海华山路他家时，老人早已穿戴整齐，胸佩三枚抗战纪念章，精神矍铄。步履硬朗，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思路敏捷，娓娓道来，谈起70多年前往事，就像在叙说昨天的故事。

黄忠一，原名黄志义。1940年，应李友邦将军邀请，到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担任指导员。当年不过18岁的他，待小伙伴们如弟妹。关心他们，照顾他们，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为“黄大哥”。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由于少年团孩子们年龄尚少，他组织孩子们学文化，讲相声，排独幕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台湾同胞的视角，让“打倒日冦，保我中华”的抗战口号，在所到之处深入民心，也得到了所到地方民众的热烈欢迎。

可就是在后方也有危险。黄老向笔者回忆了一次少年团外出演出遇险的经历。那是1941年，他带着7名少年团员和电影队，到浙江宁波地区慰问前线官兵，一天清晨，他们接到通知，说镇海沦陷，要他们立即撤退。他们刚离开宁波市区，市区就传来了爆炸声。他们刚过新昌，新昌又被日军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在腹背受敌的紧急关头，他们沉着应对，勇敢无畏，在黑夜中毅然冲过嵊县，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抗战胜利后，他把少年团的这批孩子完好无损地送到台湾，得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少年团团长的李友邦将军的高度评价。

黄中一老人记忆力非凡。他对少年团每个孩子了如指掌，他年逾九旬，仍然说出每位少年团员的名字、年龄和基本情况，对于孩子们的学习、表演抗战歌曲、相声和独幕剧，他更是如数家珍。特别对《台湾少年》《表》等当年颇受欢迎的剧目，他都能从编排的角度为我们详细介绍。对于带少年团走过金华、武夷山、龙岩、连城等地，他都能将时间、地点、何人、何事乃自每一个细节，都能准确无误的复述出来，极大地弥补了我们前期采访的遗憾与不足。

2009年，时年88岁的黄老，受邀去了台湾。和台湾义勇队许多老朋友相见甚欢，迈入耄耋之年的老队员们在一起叙旧。王老笑着说，“他们还叫我黄大哥，哎呀，开心的不得了。”

10年前，记得黄中一先生对笔者说，台湾义勇军当年的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御外敌的历史见证。在新时期的今天，台湾同胞应发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为两岸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指导员黄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