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按照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制度。这是加速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步骤。

在军事院校体制方面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将原先隶属总参谋部院校部领导管理的第四步兵学校，划归南京军区领导，改名为南京步校。这样，南京就有了培训军队排连基层干部的初级步兵学校，培训营团中层干部的总高级步兵学校（设在卫岗），培训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南京军事学院，从而形成了紧密衔接、结构完整的军队干部三级教育培训体系。

军事学院院长是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是在抗美援朝战场打出国威军威的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上将。第四步校校长谭知耕少将去苏联留学。刚改名的南京步校的校长，中央军委选中了刚从军事学院毕业，历经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并曾经担任过第32步兵学校校长的刘昂少将。

刘昂将军挑起南京步校培训排连干部重任时只有39岁，可谓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他深感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又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只有夙夜不懈，尽心竭力工作，才能不负重托。

当时院校有个口号叫“一切以教学为中心”。校长的职责就是把这个“中心”落到实地。我于1956年从文化教员调任训练部政治助理员。后来又任校首长秘书，所以多年中经常跟随训练部正副部长和战术、射击、特种兵等教研室主任，参加刘昂校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的许多教学活动，亲眼目睹了刘昂校长抓以教学为中心的一件件实事。根据教员们的反映和我多年的亲身感受，刘昂校长对教学工作真是抓得狠，抓得深，抓得细，抓得实。

战术训练中的单兵、小组、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科目，实弹射击，炮兵、坦克、工兵、防化、地形等许多课目，都是在野外实地进行。教员和学员到野外训练前，刘昂校长往往都要先到一步。将军校长亲临教学第一线，都会给教员、学员很大鼓舞，因此教员教得更认真，学员也学得更起劲了。

有一次，刘昂校长到军事学院开会，他在会议进程中给我打电话找几份资料，尽快给他送去，第二天我把材料送到会场，他看了后表示满意。还有一次，刘昂校长指示我找了一些材料，然后带着我开车去见刘伯承元帅。当时刘帅住在南京市政府旁侧北极阁。汽车沿着山道盘旋而上，开到北极阁山顶，经过卫兵通报，刘昂校长进屋去向刘帅当面汇报。军事学院和南京步校没有隶属关系，但刘昂校长多次参加刘帅主持召开的会议，向刘帅当面请示汇报。按我的理解，当时步校的教学已纳入全军从排连基层干部——营团中层干部——师以上高级干部教学培训的“一条龙”体系，刘昂校长向刘伯承元帅请示汇报，是为了加强三级教学培训内容的衔接和深化，以便进一步提高初级步校教育培训的目的性、针对性和质量。首先从基层干部训练抓起，让他们学会和掌握未来战争中在战场第一线领兵打仗的技能和本领，这无疑是抓住了初级步校教学的“牛鼻子”。

 忠于党，忠于信仰，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刘昂校长那一代人最鲜明的政治特色。刘昂校长出生于1916年，1930年当红军时只有14岁。这么小的年纪，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一路走来，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两万五千里，又从陕北打到江南，不到40岁就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当初级步校校长7年，培养出上万名人民解放军合格的优秀基层干部，这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本色。

 刘昂校长对政治重视，还体现在他把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此前，学校中流行一个说法，叫军事课目和政治课目是“两张皮”，各讲各的。怎么把军事课目和政治课目有机结合起来，是一大难题。刘昂校长带领各个军事教研室和政治教研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后来，终于找到一条路，即在军事教员写教案时，和政治教员一起，把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工作的内容，写入军事教员的教案，军事和政治一起进行演练，并把这一创举定为“军政合练”。我当时把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寄给解放军报社，军报很重视，特地派了龚德记者到我校采访，写的报道刊登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引起全军较好反响。有人称，南京步校放了一颗卫星。

 我当校首长秘书期间，刘昂校长和宋献璋政委彼此互相尊重，合作愉快，从未看到两位军政主官之间有过不睦。他有事要和宋政委协调，总是吩咐我说：“你把这事报告宋政委，听听他有什么指示。”对三位副校长，刘校长也都很尊重。以他的资历、军衔、职务，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昂校长对部属都很关心。1960年暂时困难，学校教职员工也感到吃不饱。刘校长和宋政委就千方百计搞粮食，要求大家搞好业余生产，多种地瓜（山芋）、冬瓜、南瓜、蚕豆以及各种可以填饱肚子的蔬菜，充分体现了他对下级的关心爱护。

刘昂校长逝世后，他的告别仪式那天，南京步校来了很多人给老校长送行，充分说明他在步校教职员工中的崇高威望。今年是他诞生105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