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是一种盛粮食的器具，也是传统市制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斗虽小，却关系国计民生。民谚云：“车载斗量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粮食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人们的生命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古代，两军交战，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见，粮食的价值。为此，人们为生产粮食可以说费尽了心血。唐代诗人李绅在《悯农》一诗中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此语言简意赅，却道出了农夫的艰辛和产粮的不易。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开天辟地以来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看着“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农耕生活。为的就是有口“饱口福”。到了现代，更是视粮如命，把粮食生产视为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为了筹粮，经常组织战士们到山下购买，肩挑手背运回驻地。朱德总司令也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并自制一扁担，上刻“朱德的扁担”，传为佳话，并入选小学课本，我曾多次学读，受教匪浅。在延安时刻更是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建立了南泥湾生产基地，把南泥湾建成了一个“牛羊满山跑，粮食堆满仓”的乐园 。新中国成立后，党就发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在《十五计划》中提出“切不可丝毫忽视粮食生产。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继续保持粮食的稳定增产。”并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正是由于粮食这种属性，自古以来，引发出无数“斗中有乾坤”的故事。

李畲是唐代监察御史。他为官清正，不徇私情，他的母亲更是“清廉典范”。有一次，李畲请人将自己的禄米送到家中，李母叫人称量，发现多出了6斗大米。李母便问仆人是怎么回事，差役小吏回答：“御史大人的禄米在过斗时，按规定是刮平斗口的。”意思是没有去掉冒尖的部分。李母又问：“运费是多少？”差役又答曰：“给御史大人送口粮是不收脚钱运费的。”李母一听大怒，立即将多余的禄米退回，并补交了运费，然后将儿子李畲叫回家中严加训斥：“你身为监察御史，有分察百僚、肃整朝仪之责，怎么不从要求自己呢？你说惯例如此，惯例就是对的吗？”李畲听了母亲的教诲非常自责，从此更加注重清廉自守， 更加注重清慎修身。其他御史听说后，也为自己的律己不如李母而深感惭愧。从此，御史衙门政风一派清明。

唐代诗人皮日休，一次在前往毗陵赴任途中，因天色已晚，便在农家借宿。当他提出吃饭的请求时，主人却面露难色，说什么也不肯做饭，还将锅盖捂的紧紧的。皮日休几番好言之后，主人才将锅盖掀开，没想到仅有一些野菜糊糊。皮日休问：“老人家，今年不是丰收年吗？怎么还吃野菜？”老人回答说：“我们毗陵有这样的活法，粮食一石余，官家只作五斗量！他们大进小出，我们哪还有粮食吃啊！”

皮日休听后感叹不已，于是便写了《橡媪叹》一诗：“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皮日休上任后，来到官府检查衡量，严惩贪赃的仓军官吏，并在门前放置“公平秤”十杆，用大石头刻了一个标准斗。老百姓无不交口称赞，称这秤为“皮子秤”，称这斗为“皮公斗”。

在这方面，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到天津考察，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晚餐总是到深夜12点以后才吃。工作人员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便提出为少奇同志加夜餐费，每月增加30元。少奇同志得知后很不高兴，说：“这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应由我负责，不能要国家补助。请你们把补助的钱从我工资中扣除归还！”类似情况，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其实，无论是古人还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追求的都是“公平”两字而已。公平者，国之基也。从这个角度看，“斗”中盛着人间正道、民心向背，不可不察也！